为了对王一宽起到最大的震慑作用，专案组组长刘度一排出了一个最强阵容：全组六人一齐出动。

一干人赶到秦淮分局看守所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在押人员早已睡觉，王一宽被看守员唤醒，睡眼惺松地来到作为临时讯问室的看守所会议室(提审室太小，容不下这么多人)，定睛一看，面前端坐着六人，一个个神色凛然，其中只有一个(程芝清)见过面，于是，心头就像是拴上了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神色异样。

专案组方面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当下，程芝清便开口道：“王一宽，这么晚了，我们这么多人特地跑来找你，你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吗？”

王一宽摇摇头，随即又低下了脑袋，嘴里喃喃道：“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了，当时也是一时糊涂，所以，事后我马上向公安局自首了……”

“别说废话，人民政府的政策你肯定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看守所院子的墙壁上写得清清楚楚！关于你犯的强奸罪行，不归我们管，我们也没有兴趣，你要交代的是另外的事儿！”

王一宽一下子愣住了，一双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估计可能是脑子里一片空白，好一阵才回过神来，嘟哝道：“这……这个……我……”以为他要往下说了，他却忽然刹了车。

组长刘度一开口了：“王一宽，留给你考虑的时间不多。我们很愿意帮你一把，这样吧，可以给你提个醒，希望你听了我下面说的两个案子后，会有所触动……”

于是，他就把这两天里发生于南京、镇江两地的那两起惊人相似的抢劫案简略地说了说。

专案组希望出现的一幕发生了，王一宽听后，立刻失态地一跃而起，随即意识到自己此刻的身份，又坐了下来，然后，眨巴了片刻眼睛，用那种下了最大决心似的语气咬牙切齿道：

“好！好……既然如此，那就怪不得我了！我交代，彻彻底底地交代！”

诚如专案组所料，王一宽确实是一名“保密局”特务，而且，还是“国防部保密局驻首都(按：此指南京)地区特别情报中心”的上校主任。

当年，他从军校肄业后，也像那些毕业的同学一样获得了一把“军人魂”短剑。

对于军校来说，这其实是违规的，因为根据规定，“军人魂”只能发给通过毕业考试的合格学生。但是，军校长官在收受了王一宽三两黄金的贿赂后，悄悄给他开了一个后门，在其离校时，把这把短剑塞给了他。

图片

图片来自网络不好

这样，对于王一宽来说，这把短剑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一直视为珍宝。

本来，王一宽可以凭着战功，像他那些同学中运气比较好的那部分人一样，一步一个台阶，一级级往上晋升，直至弄块将星的牌牌佩戴。

可是，日军的一枚炸弹使他的梦想变成了一个肥皂泡，他不得不接受现实，瘸着腿退出了军界，由于战乱，他无法从重庆返回老家南京，正好手头有一笔伤残退伍金，于是就做起了中药材生意。

生意做了不到半年，“军统局”找到他，问他是否对特工工作有兴趣，如果愿意加入“军统局”，自有种种好处。

王一宽考虑下来，决定加盟“军统局”，于是，他就成了“军统”的一名情报官，退伍前，他的军衔是陆军上尉，加入“军统”后，立刻被晋升为少校。

“军统”方面审查并分析了王一宽的历史和社会关系，认为可以利用他跟当时已担任汪伪政权官员的叶逊先的关系做情报工作，于是，便由特工专家制订了一套方案，命王一宽实施。

就这样，王一宽跟叶逊先搞起了生意上的合作，一番前期铺垫后，终于在叶逊先的帮助下到了南京，开了一家中药批发行，以此为掩护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抗战胜利后，“军统局”论功行赏，王一宽获得了一笔奖金，并晋升为中校。之后，负责联络他的那位上司忽然失踪了，一直到现在，王一宽也不知道对方去了哪里，还在不在这个世上。

上司失踪之后，易名为“国防部保密局”的原“军统局”就像是把王一宽忘记了似的，再也没跟他联系过，当然，原先按月发的薪水和活动经费也就没有了。

好在王一宽这时已经自己单独搞起了中药批发，经营得还不错，足以过上比较滋润的日子。

之后，王一宽就想，安安分分做一个生意人吧，多挣点儿钱钞才是真的，后来，眼见得国民党政权要倒台了，王一宽寻思，幸亏那个上峰失踪，不再联系他了，否则如果还是端着那个特务饭碗的话，过不多久，国民党政权彻底垮了怎么办？

那段日子里，王一宽每每想到这一点，就禁不住一阵欣喜，有一种举杯自贺的冲动。不曾想，到了1949年3月上旬，情况发生了变化！

图片

图片来自网络

那是一个天空飘着细雨的傍晚，王一宽和批发行的账房先生整理完当天的账目，刚刚出门准备回家时，迎面遇到一个人。“是王先生吧？可否赏光移步前面的'潇湘楼’小酌？”

王一宽定睛一看，是一个陌生面孔，从未见过。如果换作没有干过特务行当的一般人，那就立马一口回绝了，可他当过特务，知道特工之间联络的开头都是这样的，当下沉吟着：“这……”

对方左手拇指、中指、无名指捏在一起，嘴里说出了以前王一宽搞“地下工作”时“军统局”给他定的暗语：“微风，细雨；细雨，微风。”

于是，王一宽明白对方是来和他接头的原“军统”现“保密局”的特工人员了，回了一句暗语后，就和对方前往“潇湘楼”。

对方自称姓黄，奉“保密局”局本部长官之命，前来向王一宽布置工作：

徐蚌会战(指淮海战役)我方失利，共党气势正烈，估计南京失守不过是朝夕之间的事儿，政府准备暂移南方，长官考虑到，你长期以来一直隐蔽得很好，且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故命你作为“保密局”潜伏人员留在南京，担任“国防部保密局驻首都地区特别情报中心”的上校主任。

黄某说完，不等王一宽反应，立刻冲其拱手：“恭喜王兄高升！”

王一宽知道“军统”的规矩和“团体纪律”，指派此类使命只有接受，没有拒绝，如果拒绝，那就是“临阵抗命”，按照团体纪律，那就得密裁，这世界上就没你这个人了，而且也没有人知道你上哪儿去了。

于是，他只有接受使命，这顿饭，王一宽自然味同嚼蜡。饭局结束时，黄某向他交代了之后新的接头暗语，说过几天会派人送来一些东西，具体任务也会有所交代。

之后，那位黄先生就没有再露过面，过了三天，果然有人送来了那个后来被扔掉的铜皮包着的硬木盒子，里面是左轮手枪一支、子弹二十发、电台用密码本一册、黄金十两。

王一宽是“军统”老特务，知道那张包黄金的废纸肯定有名堂，按照以前接受过的特务技能训练，他去西药房买了几样药品，自己配制了药水往纸上一涂，果然显示出了指令，命其长期待命，如有需要，将另有指令下达，届时会把“国防部保密局驻首都地区特别情报中心”的成员名单、地址、联络方式等一一向其交代，以便开展工作。

过了一个多月，南京解放，王一宽按照军管会张贴的布告，前往公安局登记了其旧军官的历史，隐瞒了特务身份。

因为，他知道“保密局”的厉害，担心如果选择自首的话会遭到“保密局”方面的密裁，同时，还有一份当时很多跟国民党方面有牵连者的共同心理：或许美国会出兵，届时共产党就会败退回北方老根据地去，如果自首，那岂不自讨苦吃？

可是，他们所希望出现的一幕并未出现，人民政府不但坐得很稳，而且开始严厉打击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分子。

王一宽一看形势不对，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折腾后，最后想出了一个应对法子：

把黄某给他的那些东西除黄金外全部扔掉，那把视为珍宝的“军人魂”也不要了，一并处理掉。

这样，如果那个黄先生万一被捕把他供出来的话，公安局搜查下来一无所获，他则坚决抵赖，法院就无法定罪。

对付公安局方面的办法有了，那么，“保密局”那边又该如何对付呢？王一宽又想出了一个法子：

自己故意犯一宗不大不小的罪行，然后自首，到看守所、监狱去躲避三五年。

这样，“保密局”也就找不到他，等到出狱，看共产党的势头，谁知道那时还有没有“保密局”呢？

主意打定，王一宽开始考虑如何实施这个方案。先要把那些罪证处理掉，王一宽便去购买了一个手摇砂轮，将“军人魂”柄上刻着的他的姓名磨掉，放进盒子。

可是，扔到哪里去呢？王一宽觉得同样做特务，当初，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周旋时，他一点儿也没感到紧张恐慌；

而现在，仅仅是有着一个潜伏特务的名分，还没有实际活动，却已经觉得惶惶不可终日，走在马路上，总觉得似有千百双眼睛警惕地盯着自己。

王一宽于是意识到，若是亲自拿着这个沉甸甸的盒子外出找个地方扔掉，而且要保证不让别人发现，其难度大得跟登天似有一比。于是，他就想到了一个人，决定请其代劳。

这个人名叫沙贵，南京当地人，住白下区莲子坊七号，以前在国民党军队当过排长，后来负了伤离开军队，在重庆街头行乞。

这时，他正好遇上王一宽，施舍时问下来原来是同乡，当时，王一宽的中药批发行刚开张，正好需要人手，就让沙贵跟着他，之后，不论在重庆还是南京，沙贵都是王一宽搞情报工作的一个得力帮手。

抗战胜利后，王一宽无论是跟“军统”还是“保密局”都没有关系，沙贵就在他经营的中药批发行当伙计。

解放后，军管会让旧军政人员登记，沙贵也去了，按照王一宽的关照，隐瞒了“军统”那段历史，沙贵把王一宽当救命恩人看待，对王老板极为忠诚。

王一宽决定把扔掉盒子这件事交给沙贵去办理，他担心沙贵大大咧咧坏了事，于是就把盒子里盛着什么东西对其明说了，但没有说受命潜伏一节，只说是一个去了南方的朋友托其保管的，他知道那是违禁物品，不敢继续保管下去，也不敢上交政府，担心受到牵连，嘱咐沙贵务必小心行事。

沙贵说，老板您尽可放心，我一定小小心心办妥此事。去年12月下旬的一天，王一宽特地安排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去走亲戚，然后让沙贵上门来取盒子。

次日，沙贵向他禀报：盒子已经埋进了长江边上的滩涂，由于是晚上埋的，现在就是让他自己去找，大概也找不到了，再说，过了年春汛下来，那一带就是水面了，江水一冲，只怕专门组织人手去打捞也无济于事。

——在盒子被扔的时间这一点上，警方的鉴定有误。

于是，王一宽放心了，过了两天，他就按照预先定下的避风头的方案，让自己折进了秦淮分局。

原以为事情到此为止，等法院判决下来，就到监狱去服刑，“保密局”想找也无法找到他了。王一宽认为自己经验老到，盘算得精细至极，不会有什么差错，哪知应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之语。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保密局”方面看重的并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交他保管的那个盒子里的东西(估计多半是那本密电码)，所以，找不到他不要紧，就上门来搜，南京搜不到就去镇江搜。

王一宽知道特务组织的手段，接下去还不知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保密局”找不到他，就会去找他的老婆袁慧丽。

最后，实在找不到所要的东西，恼怒之下，多半会将袁慧丽及其子女杀害，这样，王一宽就决定交代此事，请求政府对妻子儿女加以保护。

对王一宽的讯问结束时，东方天边已经显出了鱼肚白，专案组当即决定，暂不返回下关分局驻地，而是直接前往白下区莲子坊捉拿沙贵，沙贵到案后，供认了替王一宽抛弃盒子的罪行。

上午九时，主管领导听取了专案组关于侦查进展情况的汇报后，迅速上报陈龙局长。

陈龙局长亲自给专案组打来电话，说查到这里，离破获这个案件已经不远了。这个什么“情报中心”看来是有几个虾兵蟹将的，你们继续努力，可以考虑跟秦淮分局联合侦办，加强跟镇江方面的通气，尽快获取线索，一举侦破该案！

当天下午，“3·14”案件专案组移师秦淮分局，与该分局“时宅抢劫案”专案组联合办案。

“时宅抢劫案”专案组钟组长向“3·14”案件专案组介绍了侦查工作情况：

经过分析认为，那两个歹徒大清早登门抢劫作案，应该会被邻居或者路人留意到，另外，歹徒作案前总要观察一下地形什么的，也容易被人看见。

所以，通过访查邻居、路人就有希望获得线索，从前天下午开始，刑警就开始分头走访邻居。

从下午一点多一直到傍晚六点，一共走访了案发现场前后左右十七户邻居共五十多人，其中，虽然不乏有一些与受害人之一时母那样的早起者，甚至有的是在自家院子里打太极拳，可竟然没有一人留意到门外是否有两个陌生男子经过。

那么，在之前的日子里，是否有人看见过那两个身材魁梧的汉子在现场附近出现呢？被调查对象经过认真回忆，也一致摇头。

图片

南京街道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也难怪，因为王一宽门前那条马路上，车来人往，一向比较热闹，居民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对于门前日日夜夜不时路过的行人，早已看得麻木了，除非体貌特征特别明显，否则哪怕一日之间在门口晃荡十几次，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更不会在脑海里留下记忆。

接着，刑警又分头访问路人和流动摊贩，就在歹徒进入时家的那个时段，路灯还没熄的时候，几个身穿便衣的刑警出现在时家门前的马路上，客气地拦住从面前经过的步行或者骑自行车的路人，以及那些经营早餐点心、蔬菜鱼鲜的流动小贩，

一个个进行简单的询问：您每天从这边路过吗？昨天这个时候您是否看见过有两个如此这般装束的个头高大的男子？

刑警一共询问了六十多人，这回倒是有所收获：

有六名受访对象回忆起，他们曾经看到过两个符合特征的男子在时家门口出现过。但也仅此而已，实际上这六名目击者所能提供的关于那两人的特征，比受害人时杰一家所提供的还要少些。

考虑到这六名路人、小贩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这个因素，可以认定，那两个男子并非居住于这一带的人，因为所有目击者都声称那二位“看上去很陌生”。

调查收获不大，这使一干刑警颇为失望。

与此同时，刑警已经对全市各钟表铺、银楼、旧货店铺进行了布控，安排专人在分局专案组办公室，守着电话机静候歹徒销赃的消息，但直到目前为止，还未接到过一个电话，这说明歹徒并无立刻将赃物出手的意向。

昨天下午，“时宅抢劫案”专案组刑警还跟镇江市公安局袁宅抢劫案的专案组刑警通了长途电话，镇江同行的侦查路数跟秦淮刑警如出一辙，也未能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老钟介绍了上述情况后，两个专案组的人马联合举行了一个案情分析会，一番七嘴八舌的讨论后，焦点集中在一个事后想来其实很简单，但之前却尚未被人考虑到的问题上：

那两个歹徒前天在南京时宅作案，昨天则赶往镇江袁宅作案，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获取已经被王一宽指使沙贵处理掉的盒子(十有八九是盒子里的那个密电码本子)。

那么，如果说头天他们前往时家作案，是因为事先知晓王一宽的住处的话，次日赶到镇江，又是怎么知道王一宽的妻子袁慧丽娘家的住址的呢？

昨晚去秦淮分局提审王一宽时，侦查员特地问过他是否向别人透露过其岳丈家的住址，王一宽说，他从来不跟外界提起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这是特工的规矩。

专案组年纪最轻的侦查员小洪甚至还问过他在“军统局”的登记表里，是否填写过镇江的地址，但话刚出口小洪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显得太没有水平了。

当初，王一宽在重庆加入“军统”成为情报特工时，他还没有结婚，根本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袁姓女子，会成为自己的老婆哩！

那么，这个情节能否成为查找那两个劫匪的突破口呢？

老钟让人拿来卷宗材料，找出了前天对时家三个成年受害者的调查笔录，看劫匪是否询问过房东的去向。

正在查阅时，一个刑警回忆起来了，他是负责做时母笔录的。据时母说，那两个强盗临走前，一个家伙取出堵在她嘴里的抹布问她：这里原来住着的王家一家人到哪里去了？

时母说，她不知道什么王家李家，他们一家刚从上海过来。另一个则问道：那你们是怎么住进来的？

时母其实知道这房子是通过房屋中介公司租住的，却只是摇头称不知，对方就不再问下去，把抹布重新塞到她的嘴里后离开了。

众人一听，俱是一怔：糟糕，又没戏了！

大家继续议论，说这事确实有点儿奇怪，但对方肯定是通过某个途径获得了袁慧丽娘家的住址后，才赶到镇江去再次作案。

刘度一听着议论，同时把摊在桌上的那堆材料一份份拿过来浏览，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张纸上。

这张纸，是由受害者时杰亲笔书写的被劫财物登记，刘度一看着看着，忽然开口问道：“歹徒把户口本拿走想干吗？”

时杰一家调来南京，是连同户口一起过来的，根据当时的规定，他们抵达南京后就去办理了户口本。

图片

南京户口卡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现在，这个崭新的户口本让劫匪连同财物一并劫走，老钟说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曾经分析过，认为劫匪可能是想利用户口本进行销赃。

——根据规定，向首饰店、钟表铺子、旧货店出售首饰、钟表什么的，都必须持户口本登记所有者的姓名和住址。

从老区来的刘度一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公安，他马上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时家初抵南京时，是住在旅馆里的，几天后，才租借了王一宽的房子，根据公安局的临时规定，租借房子要凭户口本进行登记，时家当然必须遵守。

他们看中了房子办理手续时，就得拿出户口本，签约付款，然后，中介公司会给房客、房东各一份收据之类的凭证。

时家的这张凭证单子，此刻在哪里呢？会不会当时顺手夹在户口本里了？

如果是这样，那么劫匪事后在翻看户口本时，就会发现这张单子，然后从单子上知晓是哪家中介公司介绍的这处住宅。他们只要去中介公司一打听，就能知道房屋出租人袁慧丽的最新住址。

刘度一一说，众人皆以为然，老钟当即指示一个刑警往时杰供职的单位打电话找时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时杰的回答证实了刘度一的猜测：确实有收据和租房凭证单子，那张收据已经在报销时交单位财务，租房凭证则随手夹在了户口本里。

侦查员马上来到中介公司，他们提供的情况是：

前天中午，有一个三十多岁操南京口音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拿着时家的户口本和那张租房凭证单，前来打听房东的联络方式，说她租借了出租人姓名为袁慧丽的房子，住下来发现电线似乎有点儿问题，想找房东来检修一下。

中介公司从资料里找出袁慧婕登记的其堂姐袁慧丽在镇江的住址，抄给了来人。

专案组马上决定：盯着这个女人查！

当即，两个专案组的人员全部出动，分头向中介公司、中介公司门前的小贩展开了第一轮调查。

当天没有收获，被调查的绝大多数对象根本没有留意过这么一个女人；有几个说似乎见到过，但没有留下多少印象。

于是，第二天继续进行调查，秦淮分局专案组刑警老邢终于从一个小乞丐嘴里获得了一条当时还不知是否可以成为线索的信息：

小乞丐看到，那个女人是乘坐一辆三轮车来到中介公司，他上前去乞讨，女人不理睬，踩着高跟鞋走了进去，，还是那个三轮车夫给了他半块烧饼。

他记得，那个三轮车夫的左侧脸上有一道三寸长的伤疤，看着有点儿吓人，但心地倒是蛮善良的。

老邢一汇报，专案组当即决定，放下正在进行的所有调查，大家分头前往各区的三轮车、黄包车工会访查那个脸上有着一道伤疤的三轮车夫。

下午三点，那个姓吴的三轮车工人终于出现在侦查员程芝清、小洪面前了，他还记得，前天拉过那样一个女人，她是在秦淮区陈家牌坊前的那棵银杏树下，朝正好蹬着空车经过的他招手的。

专案组分析下来，认为那个女人很有可能就住在陈家牌坊一带，于是，立刻通过派出所查摸，当天下午五点，一个跟查摸对象相符的名叫朱秀香的女人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

朱秀香，三十二岁，“大兴元川菜馆”老板朱大兴之女，本人无业，其夫系国民党军官，解放前夕逃往台湾，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请派出所出面传唤。

朱秀香承认，确实拿着时姓户主的户口本前往中介公司查询过房东住址，那是她丈夫以前的一个名叫顾品良的朋友，登门请她相帮的，其他情况她也不知道，顾品良在白下区八宝前街经营着一家“顾记棺材铺”。

侦查员连夜去抓顾品良，逮着了大鱼，光从其开的棺材铺里搜到的武器就有长短枪三十二支、子弹上千发、美制手雷八箱，以及无线电收发报机和一些黄金、银洋、美钞。

此刻，是1950年3月27日零点四十分。

顾品良，浙江杭州人氏，“军统局”首期特训班毕业的特工学员，抗战前期，他受命前往南京以开棺材铺子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

稍后，同样受命在南京开展对日情报工作的王一宽一直不知道，顾品良其实就是他们这条线上的实际负责人，当时，他从叶逊先那里获得的大量情报，就通过顾品良掌握的秘密电台发往重庆。

抗战胜利后，由于顾品良的伪装很出色，“军统”命其继续隐藏，跟王一宽不同的是，他没有停止其情报工作，而是继续主持着一个秘密情报站，负责收集中共地下党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情报。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保密局”本部一名少将把顾品良召去，向其交代继续潜伏南京进行“地下工作”的使命，负责主持“国防部保密局首都地区情报中心”。

顾品良在制订潜伏计划时，想到了曾在他手下做过几年情报工作，从来没有出过差错的王一宽，于是，就向上峰推荐，并建议给王一个“情报中心主任”之衔，而他自己，届时将以“局本部特派员”的名义向王一宽下达指令，实际掌握整个“情报中心”的工作。

这样做的用意是：届时一旦发生意外，暴露的将是王一宽这个“主任”，而顾品良这个特派员因为跟王一宽互不见面，所以，即使他想供出，也只能交代说其上家是“台湾局本部的特派员”，这个特派员究竟在那，他根本说不上来。

上峰经过考虑后，同意了顾品良的建议，就这样，被蒙在鼓里的王一宽稀里糊涂地当上了“上校主任”，却是一个空头司令，并无实际权力，情报中心一共有多少名特务、姓甚名谁、是男是女、居住何处等等，一概不知。

根据顾品良向“保密局”报上去的计划，在下拨武器装备、活动经费时，也给了王一宽一支左轮手枪和若干弹药，还有那个密电码本。

这个密码本属于“情报中心”的密电码备用品，同时还有一套收发报机，由顾品良密藏于另一个被封为“情报中心副主任”的手下那里。

顾品良的用意是，万一他这边暴露而被迫逃往另一个地点隐藏，棺材铺子里的地下电台自然被抄，这样，他就可以启用另一套电台和密码跟台湾“保密局”总部联系，请求撤往台北。

南京解放后，顾品良继续以棺材店老板的名义做他的正常生意，由于没有接到“保密局”开始活动的指令，所以他按兵不动，也没有跟包括王一宽在内的手下特务进行联络。

因此，他根本不知道王一宽在当年12月出事，直到半个月前，顾品良接到台湾上峰的一封密写函件，命其开通电台。

他在接受指令后，发现了一个问题，不得不跟王一宽联系：在进行例行电波信号沟通后，台湾方面竟然把两份密电码的启用顺序搞反了，发来的电文必须使用王一宽手头的那份密码本才能译出。

这样，顾品良就没戏唱了，他不敢贸然使用自己手头的那本密电码，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引起台湾方面的怀疑，误认为他这个地下组织，已经被共产党破获，出于安全考虑，那边很有可能会切断联络，再也不跟他联系，然后，也许会指令其他潜伏特工甚至派遣特务潜入大陆，对他这个“叛徒”执行密裁。

不得已，顾品良只好派人前去找王一宽，派去的那个手下比较谨慎，没贸然闯上门去，而是化装成小贩，跟王一宽的邻居闲聊，得知王一宽因强奸邻家女孩，折进局子已有两个多月了。

顾品良暗吃一惊，不过倒也没有担心，因为他相信，以王一宽的特务资历，是不会主动向公安局交代强奸以外的其他罪行的。

但是，密电码的问题总要得到解决，顾品良寻思王一宽进去了，他的家属应该还住着原来的房子，而王一宽是因强奸罪被捕的，公安局不可能去他家搜查，所以，密码本应该还好好地在他家里藏着。

于是，顾品良就指派两个手下，伪装成强盗登门作案，搜出那个盒子，当然，出于掩饰这一目的，还是要像真的强盗那样把值钱东西全都掠走。

顾品良手下两个名叫张兴川、闵顺的特务受命行事，不料却扑了个空。回来向顾品良复命，顾品良马上想到，以王一宽所犯的案由，他的老婆在原处一时无法待下去，这个脸丢不起，肯定搬到其他地方去了。

那个盒子，既然家里没有，那肯定是王一宽的老婆搬家时，一并拿到新家，那就干脆让张、闵两人到新家跑一趟吧。

新家的地址如何获知呢？顾品良是资深情报特工，把赃物检查了一下，就发现了户口本里夹着的那份中介公司的单子，于是马上有了主意。

顾品良动用了朱秀香，朱秀香并非顾品良的手下，她也不是特务，但她那逃往台湾的丈夫是顾品良的好友，两人还曾对天八拜义结金兰，朱夫称顾品良为大哥。

朱夫随军逃离南京时，把朱秀香托付给了顾品良，顾对朱秀香比较关心。现在，顾品良认为让一个女人冒充租下王一宽房子的房客，前往中介公司套取王一宽家属的联系地址比较容易，而且，不大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因为，顾品良手下的十七名潜伏特务全是清一色的男性，没有女特务，这样，他就想到了朱秀香。

顾品良去找了朱秀香，没说真实用意，编了个理由请朱秀香去跑一趟，朱秀香是个喜欢社交也擅长社交的女人，自是一口答应，很快就完成了委托。

但顾品良没有料到，他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朱秀香此行留下了痕迹！

专案组根据顾品良交代的手下那十七名特务的地址、姓名，当即出动。三小时后，那十七名特务全部归案。

该案于1950年8月审毕，各案犯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